早在三十年前，坚信技术具有决定力量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大胆预言"地球将变成一个村庄"，电子信息瞬息万里，全球生活同步化，时空差别不复存在，海角天涯刹那可达。三十年后的今天，果如麦氏所言：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而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这一在20世纪最后5年里各个阶层广为流行的话语，从出现之初便成为解读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共同倚靠的一个重要语境。

　　在全球化的诸种体现形式中，几乎没有什么像国际品牌、大众文化工业品以及成千上万人观看现场直播重大事件那样如此直观、覆盖面广且渗透力强。很少有人怀疑，我们最直接感受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化全球化。尽管3000年前社会之间的文化互动已经非常复杂，但是，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年才有的特征。由于当代电信、广播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空前发达，使得文化交流的全球覆盖范围、交流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将当代中国广播的发展、演化、应变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进行研究、解读，至少原于三方面的理由：

　　一、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文化趋势。 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当建立文化生产、传播和接收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文化交流过程的制度存在时，我们就可以谈论全球化了。具体来说，这一全球性基础设施包含"技术"、"语言"两个层面；毫无疑问，随着数字技术、光纤电缆、互联网等技术领域一次次急速变革，有效地改变并确实使传播的基础设施全球化了；通过双语和多语主义普及，共同的语言和语言能力已经进一步加强，文化产品和思想更易传播，英语作为全球语言体系的核心，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混合语，成为全球化交流的主要语言；全球化的文化市场正在形成，一系列真正的全球化媒体——娱乐信息公司已经形成，一个由约20---30个规模非常大的跨国公司组成的集团占据了全球的娱乐、新闻、电视等市场，并且几乎在每个大陆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文化和经济地位。

　　二、中国的传播事业必将越来越多地带有"全球化"的印记。 随着中国加入WTO，现存的封闭的传播体系必将发生变化，传媒政策、制度上的"有条件、适度、早晚"的开放将逐渐引导中国传播事业进入全球化轨道。2001年伴随着WTO的日益邻近，中国的传媒政策已明显显露出某种意义上的松动迹象：10月24日，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宣布，其旗下的CETV部门将成为首个被允许在中国地区进行有线电视运营的电视频道，普通话资讯和娱乐频道CETV将于2002年1月起开始向中国南方地区的有线电视用户提供节目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第九套节目也将落户美国主流有线电视系统。由于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以及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世界，中国传媒与世界的互动成为必然。中国的传播事业必将越来越多地带有"全球化"的印记。

　　三、将中国广播发展、演化、应变置于"全球化"语境中剖析，比较容易做到宏观把握。 "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一种解读当今传播现象、研究媒体改革的视角。将中国广播的发展、演化、应变置于这一主流语境中剖析，比较容易做到宏观把握。对于当今的中国广播改革来讲，无论学者与新闻实践者都承认，小打小闹、一招一式的微观改变显然不能根本上扭转中国广播的不利现状，以往停留于"就广播谈广播、就节目谈节目"的改革思路也已然不能应付当今传播全球化的趋势。因此，在谈到广播改革策略时，换一种思路、换一个层面，在宏观背景下分析利弊、寻找对策也许会找到些新方法、新途径。

　　当今世界，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这些进程体现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社会领域。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多面的分化的社会现象。不能把它看作一个单一的状态，相反它指的是在社会活动的所有关键领域中不断全球化的相互联系模式。 要理解全球化的动力和后果需要了解在每个领域中不同的全球联系模式的情况。因此，本文分别从宏观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广播的生存与发展和微观层面："技术"与"节目"----中国广播应对全球化的主战场入手进行分析。力图提供一种宏观的全景式描述与微观的可操作方案。

　　宏观视角 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广播

　　政治层面——传播全球化与广播意识形态话语重构

　　谈到"全球化"给中国广播带来的挑战，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节目直接进入——国外广播节目、音像制品的大量进入；其二、技术进入——数字卫星广播、互联网等先进技术带来广播传输设施的全球化；其三、跨国公司进入——国外跨国公司以合资、合作、兼并、购并等方式直接进入中国广播市场。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广播的全球化语境。中国广播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肩负着党的宣传任务，它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但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与新闻控制都将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

　　一、信息技术的普及挑战传统新闻控制。 信息时代的三大前沿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作用于广播，广播因此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为传播"，具体表现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网络广播使得境外广播能够轻松越过政府控制壁垒，传统的对短波电台实施干扰的广播控制手段，作用越来越有限； 随着2000年3月世广卫星"亚洲之星"的发射成功，卫星数字音频广播急步而来。亚洲之星的一个波束就可以覆盖1400万平方公里，对中国而言，可以做到整个国土100％的覆盖。在世广系统服务区中的任何人，只需一个小巧的接收机，就可以直接从地球同步卫星上接收信号，可以收听到世界顶尖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意味着国外电台可以通过卫星数字音频广播平台进入中国广播领域，即使现阶段可以采取接收端加密保护措施来进行广播控制，但从长远看，这一控制并非无懈可击、无坚不摧。

　　二、中国加入WTO后，境外节目与跨国公司的准入导致的多元话语空间客观上增加了新闻控制的难度。加入WTO后，作为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总协定允许少数成员在2005年以前，可以存在与最惠国待遇不符的暂时性措施。换句话说，在"入世"的头几年，我国还不会开放新闻业，国外传媒打入我国并享受国内传媒相同的待遇，还不可能成为事实。但是，关于2005年以后新闻业开放的承诺表，终归要制定出来。事实上，某些境外刊物，如时尚、休闲的刊物已开始在我国发行，渐渐还有其他非新闻类报刊也会在中国发行；原版杂志、期刊、非新闻类报纸也将通过合资合作形式出版中文版，直接供中国读者消费；图文电视、视频点播等增值服务在"入世"两年内外商投资也可达到50％。境外节目的直接进入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传媒这些都会给新闻传播的内容、形式方面带来重大影响，境外文化产品输入、多元化话语空间的形成必将对中国原有的传播模式提出新要求。

　　在传播全球化以前，各国的传播体系处于相对封闭的状况下，较少或根本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意识形态话语建构更多地取决于本国政府力量、经济力量的愿望和取向。近些年，随着传播全球化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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