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7月中旬，我从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现改为研究生部）毕业回乡，暂住在一位亲戚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从北京托运回来的东西一时还到不了，随身携带的书二三天就看完了。此时，对于我这个不久前刚经历过89“六四”风波和东欧一系列剧变，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生来说，突然赋闲，无所事事，可真是度日如年，无聊极了。百无聊赖之下，我打开主人的小书柜，寻找着能凑合着看的书。可我这位亲戚，俩口子都是学外语出身，又同在外经贸部门工作，柜中所藏几乎全都是外语和外贸类书籍。我翻遍了书柜，最后只找到一本中意的书，那就是由时任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亨利·欧文主编，三联书店1975年1月第1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后经询问得知，这本书是主人母亲看后丢下的，她当时任该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属高干，可阅这种内部读物）。参加该书撰稿的均系美国各方面很有名气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以研究苏联问题著称的布热津斯基、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巴尼特和为基辛格起草对外政策讲稿的纽豪斯等。全书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区域性的趋向”，为此书核心内容，占了近一半篇幅，重点研讨美日、美欧、美苏、美中关系；第二部分是“专门性问题”，主要谈对外经济政策、国防和战略军备问题；第三部分是“更广泛的问题”，专论国家安全政策和世界政治中的新因素。大约是当时没什么东西可读，求书若渴的关系，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布热津斯基撰写的阐述美苏关系的那篇论文，更是让人感触良多。与其他作者极为不同的是，布氏不是主要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为依据论证其观点，而是一开篇就从美苏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点墨作文章。坦率地说，当时苏共还没有失权，苏联也没有分裂。因此，我对布氏所做的分析和所下的结论还是有所保留的。可是，书刚掩卷，苏联就爆发了“8·19”事件；一个月之后，苏联唯一的一个政党，也是当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竟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突然丧失了独家掌握了72年的国家政权；紧接着三个月后，苏联也宣告解散，分裂为十几个国家，从此不复存在。苏共和苏联在20世纪末发生的这场惊天动地剧变，连布热津斯基本人后来也坦陈始料不及。正是这场剧变使我不由得又一次把布热津斯基写的那篇论文翻出来重新研读。说实话，这一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读既给我很多启发，更给我很大激发。最重要的启发之一便是：作为反共急先锋的旁观者－－布热津斯基确实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这些局中人要敏锐、深刻得多，他道破了一些我们过去不愿去细想，也不能去深究的问题的实情。这正好应了中国那句老古话－－旁观者清。也正是这一点极大地激发起我这个搞社会主义研究的人的自尊心和责任感。我毫不客气地向亲戚索要了这本书，并从那时起开始留心收集国人研究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资料，以期引出正确的经验教训和结论。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从中找到满意的答案。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人们一古脑地把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卖行径或叶利钦的篡党篡国阴谋，甚至说是他们俩人里应外合的“杰作”。这种把这么个大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剧变说成是一、二位人物，或他们联手制造出来的，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也严重谬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常识。到了90年代中后期，说是美国的军备竞赛阴谋拖垮了苏共和苏联的人多了起来。此间，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长期和平演变阴谋得逞的人也为数不少。这种把外因当作事物变化根据的作法，与我们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又是格格不入的，显然也缺乏说服力。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今年，时值苏共垮台、苏联亡国10周年，人们结合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再次掀起探讨苏共垮台、苏联亡国经验教训的高潮。一时间，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适时搞好经济改革，未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人也有，说主要原因是苏共没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人也有，但更多的人还是把主要原因归结为苏共长期脱离人民群众，没有始终代表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回倒是从事物的内部找原因了。但问题是，这些“原因”到底是末端枝节呢，还是终极根源？是表象性因素呢，还是本质性因素？人们如果进一步追问下去：苏共为什么没有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呢？我们又将以何作答？！记得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⑴然而，迄今为止，国人对苏共垮台、苏联亡国原因的研究，一直基本上是在表面现象和枝节问题上兜圈子，还远没有“彻底”到30年前布热津斯基的研究水平和深度。这种局面显然很不利于我们适时、正确地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那么，布热津斯基30年前究竟说了些什么呢？现将他的部分分析和结论摘录如下，以供读者批判参考。

在开篇论及美苏两国的国内情况时，布氏这样写道：

“关于双方的内部困难，可先概括地谈两点。第一，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有目共睹的社会大动乱，这对美国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具有深远影响。苏联则患了一种政治麻痹症，这从外表上不大看得出来，而其实是被故意捂着盖子。但此症到一定时候就要公开爆发出来，总之是要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第二，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演变是生气勃勃的。随着新要求、新观点、新集团以及新领袖人物在自由竞争中各显身手，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不断地作相应的调整和演变。苏联制度则不同，它在一个极其保守的领导集团把持下，正处在一种亚稳定状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术语，指的是一种很不牢靠的、僵脆的稳定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大动荡。”⑵

接着，在专论苏联情况时，布氏指出：

“要深入了解苏联的内部困境，必须看到：一方面，苏联的政治制度对俄国的现代化和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同时按照其思想路线对俄国社会进行改造）确是起了历史作用；另一方面，苏联科学、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制度。其实这个制度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某些比较有头脑的苏联人士（如彼得o卡皮查、安德烈o萨哈罗夫等）已认识到这一点。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必要。

这种情况又加剧了苏联政治制度所面临的其他一些问题，如：缺乏更换政治领导人的正规程序，制定政策要经过官僚机构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严格限制对大政方针进行创造性的辩论，用苛刻的书报检查制度来扼杀独立思考。问题的要害，在于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跟不上这种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苏联社会内部的变化。

结果是，政治体系的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深刻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如：青年的思想动荡（到七十年代后半期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社会上广泛的贫穷现象（据萨哈罗夫院士估计，这牵涉到苏联人口的40％左右）；占苏联人口半数以上的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要求不断增长，这些少数民族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分立，但他们要求在全国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资源的分配方面占有更大的比重。

由于苏联领导层不对外开放，其人事甄选程序极度官僚化，所以在七十年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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