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卢卡奇的历史观

张康之

　　卢卡奇的成名著作叫《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这部著作刚刚问世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50年代以来，这部著作被“重新发现”，并被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其实，共产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片面地理解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部有着很多重大错误的书，但它又是一部记录一位严肃马克思主义者探索成果的书。《历史与阶级意识》包含着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而卢卡奇却并未有意识地去创建这一思潮。因此，我们在研究卢卡奇的时候，不应首先把它归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类别中，然后再寻找证明材料。而是应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在今天的现实去阅读卢卡奇，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卢卡奇的许多思考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一致的。

　　卢卡奇的历史观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的副产品，具有深邃的哲学内涵。他根据总体的观点来理解历史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对于社会主义实践也有着参考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以及行动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选择，也都需要具有总体的观念。因此，我们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正史”上来看待卢卡奇的历史观，而不是不加分析地把他打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册”中。

一.　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上把握历史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当然，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也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来理解历史。虽然资产阶级历史学也试图对历史作以具体的研究，但他们在个体的经验和既定的意识中去发现历史的具体，所以一旦他们自以为找到了最具体的东西时，其实是与具体的历史总体最远。也就是说，他们是把某些完全抽象的东西当作具体了。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1]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种盲目力量的结果， 至多也只能是伟人意志的体现。

　　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的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在他看来，马克思由于把历史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当然，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并不是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中，即造成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起到历史作用，离开具体历史环境来谈论人的意志和思想就会把它抽象化。而历史环境又是受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制约的。在这里，人的“意志和思想”、“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具体的历史环境”三个因素构成了相互制约的总体。研究历史，如果只从这个总体中取其中一个因素作为理解历史总体的出发点，就会陷入资产阶级科学的二难困境。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只看到人的意志和思想，通过个人精神来理解历史，因而把历史变成了随机性和非理性的结果，造成历史理解中的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类思想家则突出了历史环境对人和人的意志、思想的制约性，对历史作出了形式主义的理解。这两种思想倾向一旦提出对历史总体的理解问题都必然要置自己于环境和人的二难困境中。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试图通过历史的规律性和客观性来理解历史，但由于它不懂得这种规律性和客观性只是具体的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所以最终把历史看作是某种不变的、永恒的规律的消极产物。

　　卢卡奇认为，与这些思想倾向不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意志和思想的历史作用，历史中的人都是根据其意志和思想采取历史行动的和有意识地去完成自己的历史行动。但在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面前，作为历史的和社会的人的意志和思想并不是每个人的真实意志和思想，而是与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不同的。尽管每个人的意志和思想都是以特定的历史环境为根据的，但在社会历史的总体中却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当然，马克思并不因个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虚假性”而否定之，相反，马克思“把这种‘虚假性’意识当作它所隶属的那个历史总体的一个因素，当作它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历史过程的一个阶段，加以具体的研究”。[2]而“具体的研究就意味着是研究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关系。 因为只有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当时所具有的关于他们的存在的意识的全部本质的规定才表现出来。”卢卡奇说：意识一方面表现为某种来自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的主观上被证明的东西，表现为可以理解的和必须理解的东西，因此表现为‘正确的’意识，同时它又表现为某种客观上无视社会发展的东西，表现为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没有相应地表现这一发展的东西，因此表现为‘虚假的’意识。另一方面，这同一个意识在相同的关系中表现为主观上不能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而同时又促进和实现对它来讲是不了解的，不想要的社会发展的客观目标。”[3]

　　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意识的这种矛盾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只有马克思超越了这种矛盾，把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因而马克思既认识了人们在特定的生活状况和历史环境中可能具有的思想和感情等，又找到了理解历史总体发生、发展的根据。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4] 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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