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关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我们比较侧重于对经典作家的思想作正面阐述和发掘，在回顾蒲鲁东主义、杜林主义、马赫主义等等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战对象的思想时，也是从属于正面理解的需要的。而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思潮往往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理论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坚持”和“发展”的问题，坚持什么和怎样发展？就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正面叙述上，应该在正面叙述的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曾经遭受到的歪曲和篡改。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表明， 仅仅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观点并不等于能够做到“坚持”，反而会经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困挠。因此，在今天回顾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遭到的歪曲和篡改，对于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对于如何在改革开放中选择正确的思维取向等等都有着启发意义。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被肢解了。其实，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就已经开始。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1]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信奉者队伍的扩大，一种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也在增长。这就迫使马克思作出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

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90年代初开始，几乎在西欧各国都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一些青年著作家往往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塞进自己的作品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崛起的“青年派”就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歪曲的‘面目全非’”的，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和社会宿命论。保尔·恩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 经济关系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人。所以，恩格斯愤怒地指出，“青年派”这批“聪明透顶的博士”对马克思的歪曲是一场“大学生骚动”。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青年派”身上，就是在拉法格、梅林、考次基、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与追随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倾向，尽管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已有定论。比如，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这看起来只是用语上的不准确， 实际上却表明他思想中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这一点恰恰是恩格斯晚年所极力反对的。在梅林的理论著述中，较多地注重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他在反击论敌时，“是一个善于当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3]，而当他研究历史时，却同样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因而，他不善于充分地揭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总是过多地注重经济的方面。当然，梅林是幸运的，他的错误立即被恩格斯指了出来。

　　　　　　　　　　　　　　　二

在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马克思主义被曲解成一种带有浓重宿命论色彩的机械决定论，尽管“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 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 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4]然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5]他割裂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经济必然性， 把历史规律理解为某种凌驾于人和阶级之上的力量。特别是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宿命论的观点越来越变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并从此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 、片面化 、教条化 、庸俗化。当代西方学者把考茨基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如果是就他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原理演化为宿命论的经济决定论并作为教条这一点而言的， 那是不无道理的。

由于考茨基不懂得辩证法，割裂理论与实践的联系， 仅仅把理论的作用归结为指出实践的目的和描述经济的机制，不认为理论可以在与实践的结合中直接结出硕果。所以， 在第二国际领导人中，他是最轻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活动对社会的改造作用的一个。 当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时，考茨基关于经济必然性的宿命论就受到了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 而是为了维护这种观点去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伟大革命实践。在十月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正是用马克思的实践精神及时总结经验和发展理论的大好时机， 而考茨基却宁愿为了决定论的信念而牺牲实践。所以，他沦落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唯物史观》是考茨基用来总结自己一生理论活动的著作，也正是在这本书中， 考茨基把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了社会历史的一切重大领域， 用达尔文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唯物主义”的过分推崇竟使他站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面。比如， 在解释国家起源问题时， 他甚至批评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从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还不够唯物主义。在他看来， 只有通过征服而对财富的掠夺才能真正唯物主义地解释国家的起源。同样，对于现代资本主义 、国家的本质 、无产阶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等一系列问题， 考茨基都试图把它们抽象地纳入他的机械论范畴之中加以解释。

与考茨基相比，普列汉诺夫有着高度的哲学素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理解，远较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们深刻得多。不幸的是， 经济决定论的幽灵也同样纠缠着他，他为历史唯物主义描述出了一个简单化一的机械图式。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 普列汉诺夫这样写道：“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　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 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 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说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 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 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6]这个“一元论的公式”也恰恰是后来斯大林进行“宣教”时的“圣经”。 由于普列汉诺夫所遵从的是这样一个公式，所以，他同样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意义，不能理解革命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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