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达 谢地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在本世纪末有限的几年中,如何有效地推进改革进程,关系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绩效评价,也是下一步改革的焦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府推动的企业制度创新.这种改革方式日益显现政府推动、企业消极等待的特征:一方面,各级政府及有关经济部门经常惯用行政手段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面对各种不可回避的矛盾产生观望、等待心理,对政府的依赖度增强.这种政企难解难分状况的持续只能使国有企业改革离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的目标越来越远.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要求,明确国有企业改革中政府与企业的职责,即明确政府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国有企业应承担哪些责任、剥离哪些不该由企业承担的职责,涉及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方式的路径选择.对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在本世纪末实现预期目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的实践表明：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成为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必须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进行改革

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出现的企业依赖政府现象值得注意 近几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毋庸讳言,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已显露出诸多问题,面临许多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又无一不强化了企业对政府解困的依赖：

一是国有企业亏损面继续扩大,1996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已达44%以上,就是状况一直较好的广东省,国有企业亏损面也已由1995年的20%增加到40%。大面积的亏损导致许多企业停产、停薪.目前,因发不出工资涉及到的困难职工已有1500多万.占职工总数的10%,其中880多万职工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二是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资产负债率即负债与企业资产之比.在西方,一般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不应超过50%,否则会使企业的潜在投资人对其投资与债权安全性产生疑虑而裹足不前.50%的资产负债率也被认为是衡量企业是否过度负债的警戒线。根据我国学者的计算,若将固有企业列支于成本的利息与税后利润除以国有总资产(利息+税后利润/国有总资产)计算所得的资产盈利率估计不超过6%.而银行平均贷款利率为12%,国有企业平均资产盈利仅是银行平均贷款利率的1/2.由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局部透视银行呆帐损失与贷款坏帐的成因,另一方面可以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把国有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降低到50%以下,整个国有资产才能盈亏相抵,否则负债率越高,固有企业亏损越多。这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实际上影响不同产业、同一产业的不同国有企业负债率水平的因素很多,存在很大差异。由于企业的亏损面扩大,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有继续攀升的势头,其中的不良债务比例还可能继续增大。

就大面积亏损的成因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有企业初临市场竞争尚缺乏足够的适应性有关,但更主要还在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一直没有硬起来,只能负盈'不能负亏,盈利了企业所得不多,亏损了由政府兜着.致使亏损额与亏损面不断扩大。当企业亏损额上升、亏损面扩大到危及简单再生产甚至工人工资都开不出的时候,不是考虑如何"练好内功,,扭亏为盈,而是要求国家财政"输血"支持企业扭亏为盈,甚至由政府担保贷款给工人发工资。那么,国家财政是否具有帮助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支撑能力呢?从1978年到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31.2%降低到11.8%,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00年有可能降低到8~9%.由于政府财政力量被削弱,1994年预算内投资仅占全社会投资的7.32%靠财政投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开发、帮助企业扭亏为盈是不现实的。

就高额、过度负债的成因看,虽然国有企业债务的形成存在着与体制沿革相关的历史的原因,但主要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有关。因为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在银行没有商业化之前,不过是国家财政的出纳机构〉,企业的资本,银行的资本,说到底都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行为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敢于负债、乐于负债。贷款既可以用于生产经营,也可以用于福利、甚至发工资、发奖金及公款消费。对于许多固有企业来说,可能从借款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注定要形成呆帐、死帐、坏帐。当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银行、甚至银行与银行之间被拖进打不开的债务链不能自拔以后,许多固有企业试图依赖于政府的帮助赖掉(冲销)死帐、呆帐和坏帐,从而卸去债务包袱。这种要求当然有其合理的成分(我们后面再做分析),但依靠政府减免债务.完全用"抹帐"的办法来解决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背负巨额债务负担的国有企业又转而去依赖国有商业银行,希望银行帮助卸掉债务包袱。由于到目前为止国有商业银行是以整个国有财产作担保,以国家财政为后盾的,所以对国有银行的依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政府的依赖。那么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支撑国有企业的"赖债"呢?到1995年末,居民储蓄金额已达29,700亿元。这近3万亿的居民储蓄足以买下全部经营性国有资产,银行已成了最大的"杨白劳"。银行对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的年利率是12.06%,而一年期存款利率已高达10.98%,三年、五年期则更高。银行只能在1%左右的利率差中谋求利润.还要开支业务及各种费用支出,稍一松手就会出现亏损。如果银行不良债权增多,贷出的很多是坏帐、死帐、呆帐,就无法支付储户存款,一旦发生储户挤兑银行,后果不堪设想。另据有关资料,国有银行自有资金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率已从1979年的31.9%下降到1995年初的7.02%.负债比例过寓,风险增大。按照国际公认的"巴塞尔协定",即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小于8%的标准,我国国有银行的负债率也已超过了安全警戒线。依赖固有银行减轻债务负担已是缘木求鱼。

针对目前固有企业改革遇到的两个最突出的难题,一方面固有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增强,希望"输血"和"抹帐,,来解困,越来越偏离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另一方面,财政状况与金融形势又表明,政府对这种依赖的支撑力又是极为有限的.

二、政府对国有企业解决三个负担的行政手段特征 第一,在解决富余人员问题上要求国有企业内部自我消化,不能推向社会。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固有企业富余职工已达2400万人以上,大约占在职职工总数的二至三成对固有企业而言,随着技术进步,也应相对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中对劳动者的需要。这部分富余人员应从国有企业中"游离"出来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生产、经营、服务领域就业。这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中就业人数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在不断增加。许多老企业已人满为患。让国有企业内部自我消化显然不利于实现减人增效,不利于国有企业经济的集约增长。不仅如此,由企业内部消化的一系列办法可能会对国有企业造成伤筋动骨式的损害。

鉴于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牵涉千家万户,异常敏感,操作过程必须慎重对待,但这不等于以安定团结的要求倡导让国有企业内部解决富余人员问题。其后果只能是继续维持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国有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集约增长也将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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