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炳惠

「政治里的公共场域是从文学世界的公共场域演进而成；透过大众舆论的媒介，此一公共场域使国家得以了解社会的需要。」﹙Habermas 30-31﹚

「改革是如何将冲突凸显，使之更为易见的问题，而不仅是针对利益或机构的僵滞。从这些冲突与面对之中，新的权力关系必然崛起，其初始、暂时的表达将会是一种改革。」﹙Foucault 156﹚

本文拟探讨近十年来台湾报纸副刊内容及版面的转变，尤其针对大量涌现的社会评论及文化研究论述，观察它们何以能压抑、取代了文学、传记、武侠、旅游等传统表达形式。透过文化研究的方法，我想对副刊的生产、消长、社会参与等角色，提供初步的分析与反省，并将这些新兴的评论文章界定为－－为现时﹙与现实﹚而写﹙writing to the moment﹚的实践批评﹙practicing criticism﹚，进而就其可能投射出的新权力关系作简略的评估。我不打算在此提及某些特殊篇章，也无法涵盖各种报纸副刊，大致上只是以不偏不全的方式，试论几个大的转变及其意义。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评论在「产业化的公共场域」﹙industrialized public spheres﹚中如何制造出阅读社会文本及身体的欲望，如何以其文字达成实践批评，发挥社会及政治功能；同时，我也想藉此一主题，管窥边陲文化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跨国信息所构成的新殖民与后殖民之交织网络中进行其拨用﹙appropriation﹚与跨国本地化﹙translocalization﹚的文化生产活动。﹙注一﹚拿这两大线索作为根据，本文想谈底下几个面向：副刊的转变与教育、政治、媒体、次文化发展的关连；本地双语知识分子引介当代文化研究成果的微妙位置及其矛盾修辞；专业及大众知识的互通声气与其潜在冲突，也就是学院菁英与激进人士在打破高、低或上层与通俗文化之分野时，如何被他人定位的问题；乃至于公共议题﹙public issues﹚与知名度﹙publicity﹚所造成的作者与阅读社群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及随之而起的文化性别、族群、阶层、价值认同与社会作用等。

有关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及其方法，已有不少论述﹙如Hill；Johnson；Leitch等﹚。最近出版的文化研究读本更是纷纷以大量篇幅，将英、美、澳、印及其它地区的成果加以汇集﹙如During；Grossberg；Turner 等﹚，显示出文化研究不仅影响深远，而且已成为显学，不但是一些出版社的主要兴趣之一﹙最可观的是Routledge, Westview，连以往较保守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成立文化研究丛书系列﹚，俨然是学院里的百灵丹。不过，也因此，文化研究的具体对象及方法变得过份浮泛。但是若以较正面及实用的观点来看，文化研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相当重要的学术潮流。比较文学者学者巴丝内特﹙Susan Bassnett﹚认为文化研究的兴趣及其历史意义，可说是与比较文学在十九世纪的盛况十分类似，均是面临时代的大变动，针对文化、语言、国家、历史与认同等概念的转型，提出跨科际的方法，修正既有的研究领域及其题材﹙45-47﹚。

霍尔﹙Stuart Hall﹚及杜灵﹙Simon During﹚等学者均以50年代为文化研究﹙或说正确一点，英国文化研究﹚的起始期，并以何伽特﹙R. Hoggart﹚的著作如 The Uses of Literacy﹙1957﹚，威廉士的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1958﹚，甚至较晚出由汤普森﹙E. P. Thompson﹚所写的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8)，为早期的代表作。不管是以政治、经济、阶级及教育或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者实际上在方法与旨趣上并不相同，虽然大致上他们对历史、政治的特殊脉胳及对社会上正统合式的「霸权」均持确实而批判的观点。杜灵在他所编的《文化研究读本》之〈导言〉中，对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有精简的介绍，他也评论及霍尔的「文化」及「结构」论，认为那种划分法太过简单﹙5﹚。无论如何，50年代至70年代，文化研究者逐渐脱离阶级与社群生活文化，而迈入对支配性的大体系加以分析、批判，成为大趋势。这种变化一方面与早期反对「大传统」、文化菁英论者﹙由Arnold到Leavis等﹚，同时劳工阶级受教育普遍提升、消费行为逐渐转向文化形象及其意符系统的情况有关，而经过60、70年代结构主义的洗礼，80年代的后结构思潮冲击，90年代跨国信息的流动，后来的文化研究则变得多元化，多元文化，族群，后殖民、计算机组合信息﹙cybernetics﹚，同性恋或性别论述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阶级或支配问题遂慢慢由其它问题代替，这种演变的分水岭是70年代中期的新左派政治及其环球文化经济所依赖的新保守主义或国际本土政策。这些阶段性的变化非本文所能触及；不过，若以台湾副刊版面的变动史来看，其中颇有一些类似的历史发景，特别是教育普及后次文化的形成、新兴社会运动（尤其学运与妇运）的分化与复杂化，使得一些文化研究者转向副刊，试图另辟空间，发挥其文化批判（通常无法是社会改造）的作用。（注二）

副刊在欧洲﹙尤其英国﹚18世纪的公共领域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它所引发的文人舆论及文化讨论，转变了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概念，不过，一如哈伯玛士﹙Jurgen Habermas﹚所分析，文化讨论的报刊形式后来被个人消费及大众媒体取代，被营造出的公共议题﹙manufactured publicity﹚及不再公共而只代表某些团体利益的「舆论」﹙nonpublic opinion﹚搭配了财团及威权式民意主义﹙populism﹚或多数决的投票行为，便产生了政治性的操纵与扭曲，从此舆论的发表与争辩转变为传播、广告、垄断。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称这种公共领域为「产业化的生产公共领域」，以其感官与意识生产的机构，透过消费与广告的脉络，将个人的欲望，生产过程及生活脉络﹙the context of living﹚加以含纳﹙13-14﹚。副刊的文化评论功能逐渐转让给传播媒介、公共电视或有线电视、电影，使既有的同质或同时性阅读与争辩﹙或以Benedict Anderson的话说是由印刷资本所形塑的想象社群认同感﹚转为多元化的播散，在中产与劳工公共领域，公共议题与私人消费，资本收编﹙real subsumption under capital﹚与拒绝形式之间彼此协商、交混，构成日常生活中多重身份融合的相对公共消费及拨用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counterpublicity﹚﹙Hansen xxxix-xli﹚。

中国在十九世纪以降，于各种报章杂志，便衍生了副刊及文化评论的传统，这个传统也在华人地区继续发展，李欧梵教授曾提及鲁迅与其它文人对副刊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晚近港、台副刊的变化(Lee)。他的重点在文化批评的传承，因此是以现代性(modernity) 为参考架构，旁及出版物对社会文化的斡旋媒介功能(p

此新闻共有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