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病逝于还在日寇铁蹄下的香港，年仅31岁。
萧红于1933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以“悄吟”的笔名发表于女作家白朗负责编辑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周刊》上，写的是一对雇农夫妻被恶霸地主活活整死的悲惨遭遇。可以看出，萧红从步入文坛就把受压迫受凌侮的劳动妇女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由此发轫，萧红早期作品以不同的人生剖面，透视了“九·一八”事变后日伪统治下我国东北三省的社会黑暗，歌颂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觉醒与抗争。作品的整体主色和基调是开发中华民族不愿做亡国奴的生命意识，激发劳苦大众的生存力量，以及他们对于理想人生的热切向往和执着追求，富有浓厚的社会—人文主义现实精神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追求。1934年萧红在为争取权利而斗流亡人生征途上，创作了她的成名之作——以抗日斗争为大背景的乡土小说《生死场》。小说紧扣时代的主旋律，切准民族觉醒走向抗争的精神脉搏，深刻揭露了日寇殖民统治下我们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呻吟、挣扎的惨痛现实，在全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救亡图存的广阔历史背景上描绘了以劳苦大众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生存意识的自我觉醒并积极走向反叛抗争的曲折艰难历程，为我们展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北方农村社会的不安与骚动，以及被压迫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同胞被逼上梁山、武装反日抗暴的惊心动魄的壮阔图景，传达出那一时代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共赴国难的民族心声和时代强音。同时也痛切而无情地批判了宗法专制文化意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及其所造成的病态社会心理。作品自始至终表现了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思想倾向和积极奋发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特征和浓重的民族文化反思意向。因此，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社会人生，本质上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社会人生的意象化浓缩。《生死场》一经问世，旋即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的缩影”[1]，也使萧红蜚声文坛，从此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亲自为之作序，给予了作家作品以很高评价。他说[2]：“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呼兰河传》问世后，伟大的革命文学家茅盾为之作序，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动因和作品的整体意蕴作了客观而肯切的分析评价，热情地肯定了《呼兰河传》所特有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价值和审美风格。他精辟地指出[3]：“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诚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对于这部作品的某些指谪和批评。曾经寄希望于女作家的某些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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