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风景线上，一个有趣的译名，或许可以成为解读这一时代的索引之一。随着诸多现代、后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于中国都市拔地而起，不断突破和改写着城市的天际线；诸多的大型商城、购物中心、专卖店、连锁店、仓储式商场，以及这些新的建筑群所终日吞吐的人流，无疑成了这一风景线上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此间，Plaza——这类集商城、超级市场、餐厅、连锁快餐店、健身馆、办公楼（今日之所谓“写字楼”）、宾馆、商务中心于一体的巨型建筑，或许提供了中国大都市国际化、或曰全球化的最佳例证。如何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命名这类新的空间，或许是每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诸多问题背后的细枝末节之一。于是，在1995—1996年前后，这类空间在借用人们熟悉的称谓“大厦”、“中心”之后，获得了一个“新”的译名：Plaza（广场）。一时间，烟尘四起的建筑工地围墙上，“广场”的字样随处可见。作为一种中国特色，一如你会在一个偏远的县城中遇到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饭店”的小餐馆；继Plaza之为“广场”之后，形形色色的大型或中型专卖店，亦开始称“广场”：诸如“电器广场”或“时装广场”。而在1993年前后，爆炸式地出现的数量浩繁的报纸周末版和消闲、娱乐型报刊，则同样以“广场”来命名种种时尚栏目。

来自西班牙语的Plaza，意为被重要建筑所环绕的圆形广场。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欧洲现代都市中，Plaza从一开始，便不仅有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充当着城市的商业中心。而将巨型商城称为Plaza（广场），却有着欧洲—美国—亚洲发达国家、地区(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语词旅行脉络。将类似建筑直译为广场，就所谓规范汉语而言，并非一个恰当的意译。但一如当代中国、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的诸多例证，一个新的名称总是携带着新的希望，新的兴奋甚或狂喜。于是“丰联广场”便成了一个远比“燕莎购物中心”更诱人的称谓。

“广场”在现代中国史上，始终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记忆清单的必然组成部分，“广场”不仅指涉着一个现代空间。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五四运动成了中国现代史（当然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开端。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天安门广场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之所在，因而成了新中国及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亦指称着人民：消融了阶级和个体差异的巨大的群体。而1966-1967年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则在广场——天安门广场这一特定的空间上，添加了集权与革命、膜拜与狂欢、极端权力与秩序的坍塌、青年学生的激情与对过剩权力的分享的冲突意义。爆发于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事实上成了结束“文革”及“四人帮”政权的先导，但仍在搬演社会主义的经典样式：群众运动（以及不无荒诞的“诗歌运动”）恢复了现代社会的广场和平示威的形式。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法国提供了自己的革命模式：城市起义、街垒战、人民临时政权；那么，五四运动则提供了现代中国的革命方式：以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广场运动为高潮，并以最终引发全社会、尤其是上海工人的参与而改写并载入历史。因此，广场，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特定的能指，联系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革命”与政治的记忆；其自身便是“中国版”的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记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实践。广场，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着具有神圣感的天安门广场，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当Plaza被称之为“广场”的时候，便不仅是某种时髦的称谓，而且在有意无意间显现了九十年代中国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症候与其实践内容。

挪用与遮蔽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新时期文化中，存在着某种“广场情结”。因此针对着这一多重编码的形象，类似的僭越与亵渎在八十年代后期已悄然开始。在1987-1988年间，广场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神圣的禁忌便开始成为游戏和调侃的对象。1987年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成功的商业电影《摇滚青年》中，出现了天安门红墙下的摇滚场景。在1988年（所谓“电影王朔年”）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影片便有两部出现了主人公在天安门广场上恶作剧的插曲。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元旦联欢晚会上，相声演员姜昆用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的“谣言”，令观众大为开心；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一说法几乎被视为有趣的社会和政治预言。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泽东热、“文革”热、政治怀旧潮，在对昔日禁忌、神圣、意识形态的消费中，构成了复杂的政治情绪的发露（1）；那么，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它在消费和消解昔日意识形态的同时，成功地充当着一架特殊的文化浮桥，将政治禁忌与创伤记忆转换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因此，Plaza——商城被名之为“广场”，便不仅是一种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于一次置换与挪用。我们知道，一次不“恰当”的挪用，固然包含着对被挪用者的冒犯与僭越；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对挪用对象的借重与仿同。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曾在新的“中国中心”想象里，被指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心脏”；那么，高速公路、连锁店、摩天大楼、大型商城、奢华消费的人流则以一幅典型的世界无名大都市的图画，成就着全球一体化的景观，成就着所谓“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高速公路两侧的快餐店风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经历着再一次的“遭遇世界”。这一悲喜剧式的遭遇，一度有力地碎裂了很多人心目中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想象。于是，作为一次新的合法化论证，在对毛泽东“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述的有效挪用中，中国似乎开始接受自己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中"滞后的现实”，开始承认置身于（西方中心的）世界边缘位置。整个八十年代，最为有效而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是官方与精英知识分子达成的深刻共识，即“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历史进步战胜历史循环”，“现代文明战胜东方愚昧”，“朝向蔚蓝色文明”，“地球村与中国的球籍问题”。类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将中国对自身边缘位置的接受，定义为朝向世界中心、突破中心并终有一天取而代之的伟大进军。尽管此间经历了八十年代终结处的风波，但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曰全球化、商业化的过程，陡然由潜流奔涌而出。中国社会一夜间再度由沉寂而市声鼎沸，似乎成为“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明证。于是，以Plaza作为昔日之广场的替代物，于是似乎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逻辑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广场”这一特定能指的挪用，是一次遮蔽中的暴露；它似乎在明确地告知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降临。这里有两个颇为有趣的例证。1996年，作为一次经典的政治教育活动，举办了大型图片和实物展览：《红岩》。展览所呈现的本是现代中国史上黑暗而酷烈的一幕：它揭露了在“中美合作所”——美国CIA与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机构辖下的两所监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中的暴行，即共产党人及形形色色政治异见者，当年被施以酷刑，最终在1949年前被集体灭绝。六十年代，亲历者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借此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不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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