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虎

　　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各类专门技术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因此,正确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就成了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和表述。然而,时隔一年,在1957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却这样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从此,把在事实上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资产阶级行列,在私有制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人为地制造出一支为数不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并据此夸大了资产阶级力量和政治思想影响,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导致了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历史证明,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并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那么,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探讨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首先应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寻找答案,即考察其认识出现错误的客观现实因素。就客观现实原因来说,首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在整体上的估量出现了偏差。建国初期,新中国从旧社会接收了大约200万的各类知识分子。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正由于此,解放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场改造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整体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并为广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对过去六年中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还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3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的实际的。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与一年前周恩来的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他说:“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4就是说,从政治态度和立场看,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呢?毛泽东不是从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据其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5虽然这也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但问题在于,无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以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依据,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错误的。世界观毕竟是意识的东西,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际。一个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6照此标准,应该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经过思想改造以后,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毛泽东主要用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衡量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必然会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在整体上是资产阶级的(按此标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极少数,但决不能因此把工农阶级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所以,他依然强调要对知识分子继续长期不懈地进行改造(知识分子确实仍需改造,但改造在以后则成了整人的代名词),并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7到反右斗争时,毛泽东竟然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最容易翘尾巴,但决定大局的是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从而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对立起来。

其次,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这是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又一现实原因。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有所认识并予以肯定的。1939年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指出,革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在1956年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8。尽管这样,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系统的认识,且存在着认识上的不稳定性。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知识分子心存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50年代初,在思想文化领域相继展开的“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批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就是有力证明。如果说50年代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开始有所怀疑和不信任的话,那么,匈牙利事件后这种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导致他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毛泽东看到了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受匈牙利事件和国际风波的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表现是,全国发生了万名学生罢课事件,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不要党的领导,要求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大民主”的错误言论,毛泽东称其为“怪议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9,尤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10,认为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想搞复辟。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几位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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