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独具的京派作家

风格独具的京派作家

张大明

    “京派”不同于京味。(参见赵园《话说“京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l期)

    “京派”也不全是一个地理概念，京派作家尤其不是全都出生于北京，甚至主要不是出生在北京，但他们总在北京求过学或者做过事。

    作为思潮流派讲的“京派”，和l934年在京沪两地展开的那场“京派”与“海派”的小论争之中的“京派”，也不是一回事。

    “京派”作家都是哪些人呢?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沈从文、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朱光潜，认为在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中思潮流派的特征比较显著。放开点，从广义上说，人们把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凌叔华、林徽因、杨振声、汪曾祺、老向、冯至、林庚、曹葆华等也视为“京派”作家。因为他们都曾在京、津两地活动并发表过作品，艺术风格在本质上有一致的地方(外在形态也许迥然不同)。

    “京派”办的主要刊物有以下数种：

    《骆驼草》周刊。l930年5月12日创刊，同年11月3日终刊，共出26期。实际由周作人主编。主要撰稿人是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徐祖正、冯至、徐玉诺、程鹤西等。该刊可以说是《语丝》的一种继续和发展，也以发表小品文为主。但比起《语丝》来，它减退了任意而谈、无所顾忌、排击旧物、催促新生的战斗锋芒，而趋向于“冲淡”和“闲适”。《发刊辞》说：“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和《桥》的一部分即连载于该刊。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天津出版。1933年9月创刊。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出l66期以后，于1935年9月起，由沈从文、萧乾主编；1936年4月以后，由萧乾单独署名发稿，至l938年8月停刊，

共出372期。前后总共538期。它强调文学自身的发展，带有艺术独立于政治斗争的倾向。它是以京、津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的主要文学阵地之一。在副刊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作家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废名、凌叔华、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蹇先艾、靳以、冰心、老舍、张天翼、沈从文、杨振声、萧乾、芦焚、陈梦家、戴望舒、林庚、冯至、卞之琳、孙毓棠、朱光潜、李健吾等，何其芳的《画梦录55，李广田的《银狐集》，丽尼的《白夜》，陆蠡的《海星》，艾芜的《南行记》，萧乾的《篱下集》，芦焚的《江湖集55和《里门拾记》，孙毓棠的《宝马》，刘西渭的《咀华集》等，其中一部或大部即选自该副刊。l936年由林徽因主编，编选出版了《(大公报文艺选刊)小说选》。其后，《大公报》又主办文学奖，获奖者是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芦焚的《谷》等，从而扩大了《大公报·文艺55副刊的影响。

    《文学季刊》。1934年1月1日创刊，l935年12月16日终刊，共出2卷8期。郑振铎、章靳以丰编，冰-tl,、朱自清、沉樱、吴晗、李长之、林庚等为“编辑人”，特邀卞之琳等108人为“撰稿人”。《发刊词》提出该刊“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为宗旨，努力发扬“五四”文学传统。总的目标是：继续“五四”以来未竞全功的对于传统文学与非人文学的攻击与摧毁的工作；尽力于新文学的作风与技术上的改进和发展；试要阐明我们文学的前途将是怎样的进展，以及向什么方向而进展。其具体任务是：(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二)文艺创作的努力：(三)文艺批评理论的介绍与建设；(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该刊是30年代中期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与在上海的《文学》《现代》齐名。该刊作者阵营庞大，创作、理论、译介都极为宏富。它团结了一批知名作家，培养了一代新人，推出了大量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在该刊发表小说的有吴组缃(如《一千八百担》《樊家铺》)、老舍(如《黑白李》)、巴金(如《龙眼花开的时候》即《电》)、张天翼、叶紫、靳以、冰心、蹇先艾、凌叔华、芦焚、杜衡、万迪鹤、王任叔、鲁彦、荒煤、欧阳山、蒋牧良、陈白尘、艾芜、吴奚如、周文、萧军、萧乾、姚雪垠等；发表散文的有何其芳(如《画梦录》)、丽尼、李广田、丰子恺、沈从文等；发表新诗的有卞之琳、孙毓棠、臧克家、废名、林庚等；此外，曹禺发表了处女作《雷雨》，还有李健吾的剧作、以刘西渭为笔名的文艺批评、关于福楼拜的介绍与研究，有朱光潜的美学译介，毕树棠的外国文学介绍，朱自清、王淑明的书评，李长之对古典文学批评的研讨，郑振铎、吴晗对旧文学的整理等。

    1936年6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季月刊》是《文学季刊》的“复刊”。但它“是以新生的姿态复活”。因为，“我们不是盲人，我们看得见我们这民族正站在一个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上，所以我们依旧没有余裕跟在商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这民族的光荣。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复刊词》)。在总共出版的7期刊物中，推出了鲁彦的长篇小说《野火》，巴金的《春》，沈从文的《萧萧》，芦焚的《里门拾记》和《落日光》，萧红的《牛车上》，罗淑的《生人妻》，蒋牧良的《集成四公》，曹禺的《日出》，陆蠡的《竹刀》，李广田的《成年的悲哀》和《山水》，萧乾的《忧郁者的自自》等名著名篇。《文学评论》。1934年8月1日创刊，l0月出版第2期后终刊。李长之、杨丙辰编辑。主要撰稿人是郑振铎、李长之、杨丙辰、季羡林、林庚、荪荃等。《发刊词》说：“我们有三大目标，从文艺创作之根本原理原则，建设文艺美学，以文艺美学的应用，而致力于文艺批评，又以文艺批评的应用，贡献为文艺教育。“‘不偏于‘社会’而忽略‘人’，不重‘物质’而轻视‘精神’，所以，第一，我们愿意是健康的；儿嬉是我们所不屑，胡闹是我们所不肯，消闲是我们所不，忍，所以，第二，我们愿意是严肃的；尽管有的刊物是为的‘党’，为的‘派’，为的‘帮’，但我们认为文学是人类的，所以，第三，我们愿意是公正的。”

    《水星》文学月刊。1934年10月10日创刊，次年6月10日终刊，共出2卷9期。由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编辑。该刊以发表散文为主，对艺术美进行执著地追求，而同当前的

政治和社会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主要撰稿人是郑振铎、周作人、蹇先艾、沈从文、李健吾、巴金、靳以、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萧乾、芦焚、曹葆华、方敬、毕奂午、张天翼、梁宗岱等。该刊以其独有的特色，在当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发表的作品如李广田的《种菜将军》《画廊》《桃园杂记》《花鸟舅爷》和《五车’

楼》，吴伯萧的《天冬草》，萧乾的《篱下》和《皈依》，卞之琳的《道旁》，沈从文的《情绪的体操》《风雅与俗气》和《湘行散记》，何其芳的《扇》，芦焚的《谷之夜》等，都是文学史上有口皆碑的名篇。

    《文学杂志》月刊。1937年5月1日创刊，8月1日停刊；l947年6月1日复刊，至1948年ll月终刊，前后共出3卷22期。朱光潜主编。他坚持“纯正文艺”的观点，取“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原则，主张“多探险，多尝试，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编者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以率直坦诚的赤子之心表述了他的文艺观。他说：

    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和他的特殊时代的影响。各时代的文艺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的多寡深浅为准。整部的文学史，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是这条原则的例证。

    “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则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文以载道”的观点同样要不得。

    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从历史的教训看，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强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信条的尝试大半是失败。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里所着重的分别，因而推演到两种相反而都错误的结论。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联。以为文艺既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的改善工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传，所以一个文艺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心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于是，操“文以载道”说的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即将文艺“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为国防”。然而，考诸实践，不过是“搬弄名词，呐喊口号，(却)没有产生文学”。朱光潜说，从历史的教训看，文化思想的进展大半可略分为生发期与凝固期。“在生发期中，一种剧烈的社会变动或是一种崭新的外来影响给思想家以精神上的刺激与启发，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对于事物取新颖的看法，对于旧有文化制度取怀疑、攻击，或重新估价的态度。这种从传统习惯解放过来的思想常无所拘泥地向各方面探险，伴着高度的兴奋、热诚与活力。惟其不拘一轨，所以纷歧，磨擦，冲突，斗争都是常有的事；惟其含有强壮的活力，所以在纷歧冲突之中，各派思想仍能保持独立自由的尊严，自己努力前进而同时也激动敌派思想努力前进”。所以，由同趋异，由单一趋杂多，是一种文化思想处于生发期的表现；反之，则是凝固、僵化。我们的任务是延长生发期，不要使思想“走上一条狭窄的路”，纳入固定的模型，以求其“思想统一”。“我们现在所急需的不是统一而是繁富，是深入，是尽量地吸收融化，是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生展，甚至于冲突斗争”，而用不着叫喊“铲除”与“打倒”。根据以上信念，朱光潜提出《文学杂志》的使命是：

    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对于现代中国新文艺运动应该负有什么样的使命呢?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责任；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作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公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兴趣和热诚。它不仅是一种选本，不仅是回顾的而同时是向前望的，应该维持长久生命，与时代同生展：它也不仅是一种“文艺情报”，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替经院派与新闻派作一种康健的调剂。

    刊物前期的主要撰稿者有卞之琳、沈从文、老舍、李健吾、林徽因、周作人、废名、梁宗岱、萧乾、何其芳、朱自清、林庚、曹葆华、冯至、蹇先艾、俞平伯、孙毓棠、凌叔华等。

    关注人生，和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重视技巧，鼓励风格的多样化，奖掖后进，坚持批评自由，无疑是这些刊物的基本特征。(选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