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 阅读纲要

《水浒传》的故事来源从正史、民间传说、元杂剧到水浒成书，中间经过二百多年。从简单的历史记载到形成长篇巨著，不知有多少人花心血润饰加工。小说作者虽然不完全是在水到渠成的情形下融合众说，但凑合许多故事成一部大书的做法却是客观事实。大概凑合的过程并末考虑得十分严密，后来又经过不少文人增删，所以书中很多地方都存在着错误或漏洞。何心《水浒研究》第二十一章就列了四十二处错误，另有十八处不合情理的地方。

  《水浒传》一书既然源出众手，所谓作者，只能指那汇集成长篇小说的人。有关完成长篇故事的人，有说是施耐庵，有说是罗贯中，也有的说是施耐庵作，罗贯中续，范围不出此二人。至于施耐庵是谁，白驹镇施耐庵是否即作者，目前仍是一个疑团。

  《水浒传》是第一部公然歌颂揭竿造反的长篇小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理论立足点是“官逼民反”，因而民不得不反。“替天行道”显示统治者丧失民心，毫无威权，公义落在强盗一方，这是多么大的社会悲剧。这是继《三国演义》之后，以史为背景的小说的一个突破。《水浒传》清楚反映出古代人民的愿望：人应该有权利生活在公义、合理而有温情的社会里。

  《水浒传》创造了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为了使这一百零八个好汉都出场，一方面要编造故事来容纳他们，另一方面却不能逐一为他们编造故事，只能在某些故事中尽量塞入次要脚色，因此主要人物形象鲜明，次要人物则面目模糊。这是势所难免的。因为故事趣味性浓厚，后来有续作故事的，也有编入杂剧传奇的，影响重大。至于水浒用白话来撰写，吸收方言和俗语，影响则更深远了。

一是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的史事记载极为简略，且当中有些地方互有抵牾，连三十六人的真实姓名也不容易证实。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虽资料翔实，但并不完全可*；二是作者属谁，或言施耐庵，或言罗贯中，仍有争论。甚至施耐庵其人，仍是一个谜。虽然江苏社会科学院专为此出版《施耐庵研究》一书，以求澄清真相，但正反两派各有道理，进展不大，而戴不凡则认为所谓施耐庵疑即明武定侯郭勋（《疑施耐庵即郭勋》，《施耐庵研究》，44－53页），自然也有人不同意；三是版本先后，说法纷歧，有谓百回本接近原本，罗尔纲则坚持百回本前有一古本七十回半本（罗尔纲，1992《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见《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111－141页）。这三个问题目前还难以弄清。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个可争论的题目。以下谨引录明代文人的几种说法，以供参考。

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云：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所谓“的本”也就是真确之本，可见当时已有其它不同的本子出现。施耐庵生平亦可参考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辛部“庄岳委谈”云：

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云：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不忠不义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

天都外臣（汪道昆）于万历己丑为《忠义水浒传》撰序云：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

从这些资料可以了解，即使在明代，距离《水浒传》成书年代是那么近，对于谁是《水浒传》的作者就已经不大清楚。今天我们与之相隔四百五十年以上，要对该书作者弄个一清二楚，在文献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形下，只能是痴人做梦。

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根据五十年代以来，在江苏省东台县白驹镇施家桥发现的施氏家谱等材料，判断施族祖先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其中以张惠仁的考证最用力，其说法见《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但是，持怀疑意见的人很多，至今无定论。江苏社科院文研所曾为此辑录了一本专书，书名叫《施耐庵研究》，但争论并未结束。我们知道，即使元明之际真的有个人叫施耐庵，是否便是《水浒传》的作者，也是疑问。

总之《水浒传》的真正作者是谁，尚难确知。目前只能依据明本所云，暂定为施耐庵，罗贯中，或施、罗合著。《漫稿》假定《水浒传》作者是施耐庵，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已。

常见的《水浒传》有三种版本：七十一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至于原著初稿是多少回，哪一种才接近原著，其中孰先孰后，也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若论文字修饰做得比较完善的，故事系统比较完整的，是金圣叹的删节本，即七十一回本。若论比较接近故事定型成书的原始本子的，一般部认为是百回本。百回本之中，以杭州“容与堂本”刻于万历末年（疑在1610年）最为早。上海古籍出版社有繁体字排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简体字排印本，均可参考。

1、  揭露了农民起义的根源，歌颂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官逼民反、乱由上作；

2、  歌颂了农民英雄的斗争精神、优秀品质、英雄气概；

3、  写出了一部农民革命的兴亡史：从无到有、从盲目到具有行动纲领等等。

4、  形象、生动的概括了农民的斗争策略、经验。

《水浒传》一方面歌颂了农民的造反精神，另一方面也写出了招安的惨剧。“招安”来自于作者的思想矛盾，而思想矛盾的根源在于：

1、农民自身认识的局限性，他们不反皇帝，这一描写符合历史的真实；

2、忠君思想的反映；

3、有民族斗争历史背景的影响；

4、  统治阶级招安政策的影响，是历代招安政策的反映。

李逵、鲁智深、武松形象 。人物塑造方法：

1、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既实事求是又光彩照人；既夸张又入情入理。

2、能从社会环境和性格出发，把握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如林冲。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有三点：（一）以高俅发迹作为开端，具有深刻的用意；（二）各种人物被逼上梁山；（三）如何评价宋江。最后一点是关于“如何看待招安”问题，要注意。故事写的是一千年前的事情，我们不一定要像有些人那样硬要古人也讲求革命，也追求阶级斗争。古人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宋江盼望招安也好，小说的作者盼望招安也好，只要文献上是客观存在，那就无必要无中生有，把有说无。

以下比较直接地说明《水浒传》思想方面的三点倾向。

北宋后期，徽宗贪于逸乐，荒淫无道，纵容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等人败坏朝政。国势日非，人民无以为生，盗贼蜂起。蔡京个人穷奢极侈，贪婪成性，带头搜刮民脂民膏，令人发指；政治上打击异己，树立元祜党人碑，培植自己势力；另一方面鼓励徽宗纵情声色犬马，使国库空虚，人民怨恨。童贯以太监身份领兵，善于谎报军情，欺上瞒下，滥杀无辜，以夺取军功。《水浒传》以蔡京、高俅为典型，深刻地反映北宋王朝后期文臣武将的贪黩无能，为害社会，以至百姓被逼造反的社会根源和真实景象。如果比照史籍，《水浒传》对蔡京、高俅为首的贪官污吏的形象刻划一点也不过火，甚至是远远落后于真实。虽然，历史上的高俅其人未必如此穷凶极恶，但作为童贯、王黼等*佞的代表，高俅父子种种逼害忠良的卑劣行径，正好真实反映了*臣当道，下层吏民无法生存，终必走上造反的历史背景。

以王黼为例，《宋史》卷四百七十《佞幸传》记王黼丁父忧，“起复宣和殿学士，赐第昭德坊。故门下侍郎许将宅在左，黼父事梁师成，称恩府先生，倚其声焰，逼许氏夺之，白昼逐将家，道路愤叹。”梁师成事迹见《宋史·宦者传三》，政和间得徽宗宠幸，至窜名进士籍中，积迁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后，历护国、镇东、河东三节度使，至检校太傅，遂拜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换节淮南。后来徽宗命梁师成入处殿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王黼以父礼事之，蔡京父子亦谄附师成，都中人目为  “隐相”，所领职局至数十百。因为师成权倾朝野，王黼依附他，就能肆无忌惮迫害前门下侍郎许将的家属，夺取其宅。这夺宅之举，在《水浒传》中显然写在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身上。高廉新任高唐州知府，便纵容妻舅殷天锡抢夺柴进叔父柴皇城的住宅。柴家虽有丹书铁券，也无济于事（见第五十一回）。由于李逵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陷身圉圄，不得不上梁山。王黼拜相后，乘高为邪，多畜子女玉帛以自奉，又诱夺徽猷阁待制邓之纲的妾侍，反以罪将邓之纲窜谪岭南。这又是《水浒传》高衙内谋夺林冲妻的原型。林冲在娘子被调戏后，  竟遭暗算误入白虎堂，跟着刺配沧州，几乎丧命，故事与史实如出一辙。

王黼的作为，与小说中高俅父子的事迹竟是如此相似！《宋史》本传还说王黼“竭天下财力以供费。官吏承望风旨，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馀皆入其家。”这与《水浒传》中蔡京搜刮天下财富的作风又是一模一样。

一部《水浒传》，道尽“官逼民反”的辛酸，而其主旨却是反抗无理迫害，要替天行道。宋江在后期，每对兵败投降官员解释落草为寇实迫于无奈，在向太尉宿元景借金钤吊挂时也是这样解释：“今有两个兄弟，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里。欲借太尉御香仪从，并金钤吊挂去赚华州，事毕拜还。”下层社会的人民，在有冤无处诉之情形下，除了造反，还有甚么办法？那些含冤待雪而无力反抗的，就得*一伙行侠仗义的人出来主持公道，才能生活下去，人类社会才有希望。水浒强调在黑暗时代替天行道，正是发挥人类崇高的博爱精神、救世精神，使被害而无助的人尚有一丝希望。

我们看被迫落草的人，林冲和鲁智深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林冲只因高衙内要夺他的妻子而遭迫害至家破人亡，最后为了个人生存，为了公义，唯有反抗，走上替天行道之路；鲁智深因同情金氏父女，铲除恶霸镇关西，本是主持公义，却遭通缉，被迫逃亡。后来他因在野猪林阻止公差谋害林冲，被高俅迫害，连相国寺也无法藏身，唯有走入绿林，一方面反抗图存，另一方面也替天行道。

水浒的精神不在于打家劫舍，而在于强调，处于人吃人而无药可救的社会，除了以反抗手段替天行道外，别无他途。第五十二回李逵说得好：“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生活在统治者无法无天，贪官污吏横行霸道的时代，有人这边贪污腐败，那边却欺骗人民奉公守法，人民除了自己武装起来，自己去替天行道外，还能做甚么，难道要坐以待毙？水浒强调替天行道，歌颂反抗迫害的精神，使它几百年来一直受广大民众欢迎，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环境一直没有甚么改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这点意义是很重要的。

孙一珍《水浒传主题辨》一文（收入沈伯俊，1994）提及梁山泊英雄聚义的性质。聚义是在仗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果。桃花山头领李忠和周通无法抵抗官军，便向二龙山求助。二龙山头领鲁智深不计较从前恩怨，亲自带兵下山援助，就是为了仗义。后来二龙山、桃花山和白虎山联合，“三山聚义打青州”也是源自仗义救人的目的。因此晁盖明白表示：“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救叔，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如何不去！”三郎指宋江，更是以仁义闻名。发展到后来，梁山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思想基础还是仁与义，而最重要的是义。英雄们共商大事的地方称为“聚义厅”，显然有莫大的意义。

这要看如何为“农民起义”下定义。我们统计一下，领导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里面真正出身于农民（佃农或自耕农）的人几乎没有，只有李逵和白胜原来出身于农村，可是白胜是闲汉，而李逵在上山前是个狱卒，严格来说都不是农民。

有人不从梁山泊头目看问题，因为在梁山聚义的几万群众皆出身于农民，既然其基本力量是农民或游民，那自然可叫做农民起义了。然而中国以农立国，不打仗则已，任何一次战争，总要牵涉民众，民众绝大多数出身于农家，小部分是手工业者，根据这等逻辑，任何拥兵造反者皆可谓之“农民起义”了。例如，楚汉相争，刘邦固然出身于农家，然而项羽的江东子弟何尝不是农民，我们要说那是一场农民大厮杀吗？即如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打前锋的都是投降的汉军，敌对的两方皆出身于农民，我们要说那是农民大决斗吗？近代军阀混战，以至国共内战，参与的低层军人原来无不出身于农民，我们要说这是中国农民大血战吗？如果单以参与人数计算而要这样“定性”，那无话可说。

较客观的说法是：《水浒传》描写中下层社会人民在统治者压迫下无法生存，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反者不一定是农民，如此而已。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一）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富于个性特色的典型形象；（二）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结构；（三）语言富于个性化和形象化。下面稍作一点补充说明。

一、水浒英雄人物个性描写得特别成功的有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人，然后是燕青、石秀等，其余的不能说是很成功。这是由于一百零八个好汉在前七十回全部出    场，刻画的时候有主次之分。上述诸人实际上是主角，每个人的故事情节丰富，占的回合很多，个性就比较突出。从第二回至第七十回，几乎每一回都有好汉初次登场；但水浒显然是以故事带动全局，而不是以人物个性的发展带动全局，所以其中若干回流于空洞化，公式化，面目模糊。例如第四十四回，杨林、邓飞、孟康、裴宣、杨雄、石秀六人分别登场，除了拼命三郎石秀为了杨雄而呕心沥血，显得机智勇敢外，其它各人只是轻轻带过，形象并不突出。

    二、水浒故事的发展基本上是单线式的。你看故事中提及话分两头的情况并不多，可见一斑。前面提过，好汉并非一下子全部登场，而是这个带出那个，或一个引来几个。直到第七十回，还有没羽箭张清、花项虎龚旺、中箭虎丁得孙和紫髯伯皇甫端四人加入聚义，结果就像支流汇主流，成为一片汪洋，卷起了滔天巨浪，故事也就近乎结束。这种写法其实比较容易，如果不是为了凑足一百零八个好汉，中间删去若干回合也于全书无损。而七十一回排座次后，除了燕青和李逵的一些情节尚可一读，精彩故事已经不多，成为可有可无之篇幅了。

    有些细节写得并不成功。例如第六十二回，写*夫李固买通官府欲害死卢俊义。柴进出一千两黄金反收买押狱蔡福，叫他不要下手，但是跟着就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后来董超、薛霸在半途欲施展故技，谋害卢俊义，梁山竟无人注意，全*燕青救主，才保住性命。宋江当初对卢俊义非常重视，才设计使之堕入罗网，到了卢俊义自身难保时，却疏于照顾防范至此。这就非常不合理。

水浒常常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显示人物的个性。第三回写鲁智深明知镇关西已经没有气息，逃走时却故意回头指着郑屠尸说：“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而去，可见其机智过人。正因为他有心思，后来察颜辨色，一早埋伏野猪林窥视公差，拯救林冲，也就顺理成章。

三、水浒语言描写，口语表达得最传神的确是李逵。其粗豪、没有机心、没有教养之风格形貌活灵活现。

另外可以强调一点的是，《水浒传》有许许多多的情节或片段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例如武松打虎，杀嫂，李逵杀虎，宋江杀惜……细微之处，使人如身历其境，拍案叫绝。

《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歌颂造反的小说。这是旷古未有的事。《漫稿》则从英雄传奇小说的角度评价，《水浒传》为此类小说开创先河。

《水浒传》也是第一部以白话为主体的长篇小说，比《三国演义》更加口语化，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接受。因为它的成功，明清白话小说就逐渐多了。例如仿《水浒》或续《水浒》诸书，都用白话写作，其中《金瓶梅》更是一代巨著。

   《三国演义》着重战术计谋和战争场面的描写。《水浒传》虽然也有战术计谋和战争场面，但主要倾向却是走向刻画人情世故，挖掘社会问题。水浒英雄聚义，一个主要问题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你看任何官司，任何救援行动，无不涉及贿赂和贪污；英雄之间交往，也是钱财互济。第三回为捐助金氏父女，李忠献银二两，鲁智深嫌他不爽利，“把这二两银子丢还了李忠”；后来鲁智深在桃花山遇到李忠，又嫌他送客悭吝，一不高兴就和他闹翻跑了。宋江和柴进能够结交各路好汉，其中也与大洒金钱有关，原因是“及时雨”常以金钱资助别人，另一个是他常为人排难解纷。后者则是人情问题。宋江对待败将，不仅不杀，每次总是和颜悦色，说尽好话，动之以情，因而招得大群人马。但梁山英雄对待异己，却是杀戮惨重，每次杀人放火，无辜生灵被害的不知凡几。金钱和人情其实都与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有关，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积重难反的风气。通过贿赂，即拿金钱给做官的人，从而影响官员的操守，影响其处事，影响其判决；有时不用金钱，利用交情、温情等人情关系，为罪犯开解，说好话破坏司法公正，《水浒传》中此种情形普遍，现代中国亦然。中国后来的长篇小说，除了《西游记》外，《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倾向刻画人情世故，这大概是从《水浒传》开始。

  《水浒传》衍生了无数文学作品，有些是作者直接从水浒故事中挹取材料，特别是戏剧作家（可参看马蹄疾编《水浒书录》外编《水浒故事的各种文艺作品》，1986），有些则是后来的作者受水浒启发而创作，尤其是长篇英雄传奇故事的作者。

《水浒传》出现以后，六百年来既影响中国的民风，也影响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戏剧文学。有关《水浒传》的影响说得较详细的有何满子（1993）《水浒概说》。

清末梁启超撰写了一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举《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为例，说明小说影响人心之深。罗尔纲着《〈水浒传〉与天地会》（辑入《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可以了解它与明清以来秘密会社的关系。从1933年广西贵县发现的文件——《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核对与《水浒》百二十回本最后一回一篇《单道梁山泊好处》的宣言，发现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断定天地会精神源自《水浒传》。水浒聚义的核心思想是四海皆兄弟，即“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论阶级，不论贵*，“都一般儿哥弟称呼”，在“忠诚信义并无差”的基础上，大家“一寸心死生可同”。“天地会”名称取自洪门拜会歌歌词“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也就是泯除家族的畛域，合异姓为一家，共图大事业。《贯华堂水浒传》记宋江等一百八人拈香已毕，齐跪堂上。宋江为首誓曰：“窃念江等昔分异国，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天地会名称，即洪门歌词，恐即源出于此。后来《忠义水浒传》出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天地会聚会所也称“忠义堂”，堂前对联为“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都是一贯的政治平等的理想。至于歃血为盟等手法，也与《水浒》英雄做法大同小异。

我们讨论《水浒传》的文学影响，可以从四个角度去观察：（一）它的题材对明清以来戏剧创作的影响：（二）其创作手法对后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三）《水浒传》的语言材料对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四）续作等衍生作品的出现。

—、何心（1985）《水浒研究》十六《根据水浒传所编的传奇杂剧》列出明清两朝曲家所编传奇二十六种。较著名的有洪升《闹高唐》、沉璟《义侠记》、李开先《宝剑记》、凌蒙初《宋公明闹元宵》、唐英《十字坡》等。《漫稿》提及 陶 君起《京剧剧目初探》有剧目六十七种，其它各种地方戏和说唱文学则难以估计。

二、《水浒传》的基本结构是由一位英雄牵涉另一位或数位英雄，然后逐一或逐批推出活动舞台。后来的《儒林外史》，所采用的基本方式也是如此，只是《儒林外史》不是把它们融汇为一个整体的故事罢了。至于人物刻画方面，亦有人认为《红楼梦》仿《水浒》。

三、《水浒传》吸收很多方言俗语，可以参阅何心《水浒传中的方言俗语》一文（何心，1985）。后来《金瓶梅》也使用很多方言，以至现代小说如茅盾《林家铺子》、黄谷柳《虾球传》，都毫无顾忌地采纳方言俚语，形成另一种特色。《水浒传》中引用当时的熟语非常多，今天都成了成语，如：

    不怕官，只怕管——不怕职位高的官吏，只怕顶头上司。（第二回）；

    “发昏章第十一”——发昏，原指开启昏愦。“发昏章第十一”本佛家语，借以谐谑，谓神智不清。（第二十六回）；

    不打不相识——因误会而冲突，却因互相了解而结交。（第三十八回）；

    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有明确复仇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第二十六回）；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不能长久维持美好境界。（第四十四回）；

    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只闻名声，不如会面好，见了面知道比传闻更好。（第三回）；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意谓人心难测，*诈莫辨。（第四十五回）

这些成语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还经常被作者使用，不能不说是《水浒传》的一大贡献。

四、续作等衍生作品的出现。何满子《水浒概说》将《水浒传》的续书和仿作分为五类：“有衍演其人物故事而另出关目者；有作翻案文章者；有袭取个别人物作点缀而遥相呼应者；

有师其形象和情节的风貌而另辟途径者；有截取其情节加以生发而别开生面者。最后一类的影响尤其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