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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不相信循环论！我相信进化论！我相信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一定光明！我相信对学者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的考评，总有趋于科学合理和人性化的一天！——或许这天，正将抵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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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的眼里，似乎教师的本职，只在“传道、授业、解惑”；但是高校教师，却又不然，必须注重学术研究。这也是大学之为高等教育相对中小学之为基础教育特性之所在。如其不然，不讲学术创新，莫说推动社会之进步，时代之发展，恐怕纵然课堂之上，陈陈相袭也终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一天。所以，蔡元培先生初掌北大之际，即开宗明义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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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又从何而见呢？其一，便是拿论文，出专著，这是“作”，是看的到的；但却还另有一种，便是“述”了，这虽然看不到，却听的到。谁来评价？除了同行，最有说服力自然便是学生了。要知道，大学乃是“坐而论道”之所，倘是南郭吹竽，纵然天花乱坠，也不免被轰下台去。当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学问自然是有，但教《文心雕龙》却非所长，结果出了不少错，被学生逐条指出30多处，全班签名上书校长，不久，便不再教这门课了。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前武大校长刘道玉先生就曾公开声明：“对老师的讲课不满意，可以不听。”，理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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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治学、讲学俱佳，自然最好不过；只是可惜人、事并无尽善尽美，所以对于偏长一端或略逾常规者，现代大学历来都是取“兼容并包”态度。譬如朱希祖先生，方言浓重，“海盐话很不好懂”（周作人《卯字号的名人》），周作人先生“很木讷……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冰心《1991年5月9日致陈子善信》），“声音细小”（梁实秋《忆岂明老人》），而顾颉刚先生则口吃，但都能在大学里安坐；而另一方面，“述而不作”如国学大家黄侃先生，一生治学严谨，有名言“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正好五十之年去世了），但照样可以一路北方讲到南方，饱学无可质疑。
胡先生的近年论文发表量，虽未达标，但并不足为胡先生的学问不行证；既然能得同行肯定，学生追随，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博导”下去呢？
日前，闲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谈到西周时期，官、师本是一体，后来随着王室权力的丧失，官吏流落民间，就有了私人讲学的出现，而孔夫子，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是这位至圣先师，却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一部《论语》，也是门人对其言行的记录，——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影响，又是何其之深远！
倘是孔先生在今日之吉大，是否也将落聘呢？！
